对于各种抵制，都有一个“谁付出代价”的问题。

举个例子，我对日本的观感变差了，我本来定了去日本的机票，现在我希望抵制日本，我自己放弃了行程，承担了机票的损失，这就没什么问题。但如果某个航空公司声称抵制日本，并且停掉了已经确定的赴日的航班，而且不给旅客退钱，那么实际上，就是这些倒霉的乘客承担了实际的代价。

抵制日货也是一样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已经觉得因为某些原因抵制某些东西是人的权利，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一个人自己不买日货，那没问题，付出代价的人是自己，他有权利这么做。不仅是日货，他可以用各种奇怪的理由抵制任何东西，我可以不认可他的理由，但我必须承认他有抵制的权利。但是如果有人试图不允许别人买日货，而且还成功了，那么实际上是其他人承担了代价。

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取消，场地也定了，搭建也完成了，团队都过来了，票也卖了，然后被要求取消了，这实际上就是由演出的运营商承担了代价。因为成本都花出去了，我看消息说还要退票，就更惨了。观众也惨，不说演唱看不上了，有一些观众是专程到上海的，虽然演唱会票能退，但是交通和住宿费应该不能退，也承担了代价。实际上这种天灾在文化行业也并不少见，还有传闻说有出版社关于日本题材的图书也不能出了，这也是承担了代价。

当然，你也可以说，干文化行业这一行就要有这个觉悟，或者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我们，而是日本人没事就要有事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怪不到我们身上。这么说当然也有道理。但是我也觉得，表达对军国主义和日本政客的愤怒，不一定要演出商和观众承担代价。话说回来，你就是让它开，难道有人因此会不爱国么？

我也理解，滨崎步有损失，或者其他日本企业有损失，这种损失会变成压力传递到日本政府，说实话我当然希望高市女士被压爆，也并不那么在乎滨崎步，但是我比较在乎国内的演出承办商和观众，或者说，要抵制，我觉得合理的效果是罪罚相符。高市女士受损最大，日本高官次之，日本右翼和军国分子受损再次，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受一点点牵连，中国同胞受最小的损失或最好别受损失。现在两国的冲突和矛盾，具体到这件事上，让中国承办商赔了钱，让中国滨崎步歌迷被迫损失了车票和旅费，这想想也不合适。总有点别的，不用让一个己方普通人直接付出代价的斗争方法吧？再进一步，一个稳定的文化环境对于我们的未来也是有好处的，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么做会让人觉得“以后我不要粉日本文化产品了”，这样的人肯定有，但是我担保有更多的人会觉得“我喜欢个东西碍着谁了？这文化环境也太不稳定了”，这对我们自己也没好处。

如果滨崎步自己决定不开了，那相关部门该做的就是监督她做好赔偿工作。又或者，进一步，如果有观众因为义愤而不想看了，那么也可以支持他退票，如果最后大家都不想去了，那也是大家自己的选择，这些我觉得都在合理范围内。或者这段时间不批未来相关的文化活动也比现在这种处理更好，不批就不会开始，不开始至少承办方和观众没损失。但直接把已经确定的演出取消了，最终承担最大代价的其实并不是日本人。